姜文的导演之路：一个对电影制作成瘾的人
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。作为军官的儿子，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，宽阔的胸膛，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。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“流氓”：板寸头，往外鼓的双眼，轮廓硬朗的下巴。他的双肩很宽。他不停地抽烟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，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，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，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。不过，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，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：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。
1970年代，姜文住在边远的贵州省，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。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，到达中国的西南部。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，就是电影了。
姜文回忆：“每周有两个晚上，那儿会放映电影，就是露天的放。我躺在床上，从窗户看出去，就能看到电影。那些电影让我着迷，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——像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。我还记得《白毛女》这部电影，场景真美。那部电影以前，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。还有，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，也是在一部电影里。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：U、S。”
“不过，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。通常她们穿得不多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，衣服的袖子扯掉了，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，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。天啊，她们真美。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。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，弹着吉他——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。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。”
姜文的电影之路，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映照。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，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：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，也是城市的起源地——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。1988年，姜文在电影《红高粱》中一炮而红，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，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。《红高粱》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，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。
1993年，一部叫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电视连续剧上映，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，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，为人有教养、品行端正、诚实正直，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：空虚的物质主义。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，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。有一回，他叫了个白人妓女，把美元扔到她身上，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”《北京人在纽约》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。
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，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。姜文一直广受欢迎，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。这些年来，他扮演过秦始皇，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；他扮演过浦仪，那个无能的、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。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，演过农民和经常，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。
1994年，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，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。通常，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，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；但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。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：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。在电影里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：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；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；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。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，而受苦、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，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。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；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。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。
姜文凭借导演的第二部电影《鬼子来了》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评审团大奖，随后该片被禁，不过没有任何媒体发布过来自官方的消息。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。据推测，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。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“第28号宣传简报”，里面写道政府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、电视相关的活动”。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，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，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。实际上，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。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。
电影被禁以后，姜文数次告诉外国记者说，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：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，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。他说，审查制度让他想起文革。这种评论在中国电影业界内部受欢迎，姜文的同行们并不欣赏他的话。姜文总是树敌不少：他的魄力和名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，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气，还有几分固执。
有一段时间，姜文为自己是个受到压迫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，但随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。他其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姜文私底下承认他有些自找麻烦。后来，他不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。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，他突破了限制，出现在一些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。随后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电影，那部电影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（陆川的《寻枪》）。后来，他和《天地英雄》签了约。他从来不是武打明星，很明显，他也不喜欢扮演这类角色，不过要从政治上复出，这是他必须做的。《天地英雄》是他归来的第一步。
某天夜里，我来到了姜文住的旅馆房间，和他碰面。我问姜文，观众们应该如何理解《鬼子来了》的历史观。小心翼翼地，他往后坐了坐，靠在椅背上——他的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，然后点了一支烟。
“我从来没有说过，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。”他说。“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。可能这和遗传有关。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，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。”
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，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。 “中国人是受害者，这一点我同意。”他说。“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；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，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。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，说他们就是坏人——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，或日本人。这太简单化了。”
他搓了搓散乱的黑色胡须。他穿着旧的宽松运动裤，还有耐克的运动鞋；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疲惫。
“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，”他继续说道。他用一只手比划着，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。“国民党，共产党，林彪，江青——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；有些长得很好，有些不行。有些长坏了。日本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——他们是法西斯。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？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，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——„他们是坏人，我们是受害者‟。然而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。我有朋友说，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，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。我告诉他们，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。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，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。这和那个人无关；是整个制度、整个环境的事情。”
他告诉我，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。“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，读懂自己的内心。”他说：“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——我这么说的意思是，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。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。每个人都太忙了；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。在遥远的过去，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，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。当然，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，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。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。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。在20世纪初期，中国人做出了尝试；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，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。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。”
他继续说道：“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。他常说，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，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，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。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，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。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，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他是一个悲剧人物——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。他就像一颗种子，长成那么大，却已经扭曲了，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。”
我问他，对此可以怎么做。
“你必须改变土壤。”姜文说。
房间里很安静；他停了下来，点燃了另一支烟。“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，”他说道：“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。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。他应该做一个诗人、一个哲学家，他应该有所创造，而非和政治打交道。”
姜文笑起来，他承认，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；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。尽管如此，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。“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。”姜文说。“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。”
姜文握着手里的烟。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——他和马丁.斯克塞斯见过两面，而《铁皮鼓》的导演沃尔克·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。姜文寻找着词句，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，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。
“就像抽烟一样。”他说：“我离不开拍电影，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。”
起初，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：是对电影制作成瘾，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，还是一个职业——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，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。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：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，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。
本文整理出自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《甲骨文》中”混沌的西部“ 章节。